炳南司长只是提到了游资的囤积炒作。　物价上涨无非源于两个最基本原因：一是票子发行过多，二是供应量减少。从本轮通胀的国际因素看，以美国为代表发达国家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，使全球货币处于严重超发放水状态，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通胀隐忧，也加速热钱涌入，使得输入性通胀的形势也极为严峻。从国内投资环境来看，金融危机后实体经济投资环境的恶化，使一些本应该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的资金，没有转化为资本，而是更多的进入了投机炒作的虚拟经济领域，比如炒股、炒楼、炒农产品等等。资本本身具备的逐利性，更加剧短线操纵的获利性。 

　　农产品供应量的减少，虽然存在自然灾害的造成的减产因素，但这绝不是主要方面，关键还是城郊农用地的大面积减少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房地产开发正在不断“蚕食”着农村耕地。80年代流行的“菜篮子工程”要让位“房地产工程”了。以北京为例，石景山、朝阳、丰台等地的菜地面积已从17万亩缩减至1万亩以下；再看浙江杭州，蔬菜种植面积也以每年10%的速度在减少。 

　　关于如何抑制物价上涨，中央政府多个部委在联合制定的相关的价格控涨措施，但是每一次调控物价变成拍皮球，你拍得越狠，它弹得越高，始终摆脱不了越调越涨的怪圈，往往“按下葫芦浮起瓢”。其实根子在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，物价上涨绝不是孤立的，而是与国民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统一体。整体面的问题，就不能再用“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”的管控模式。政府要想调控，手里必须有物资储备投放市场，而是高喊空号做无用功，惩治这个，惩治那个，到最后谁都惩治不了。其次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民众的“菜篮子工程”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，而是牢牢抓紧，畅通蔬菜流通的“绿色通道”，切实解决农民卖菜难、居民买菜贵的问题。